我认为司法改革的成败，以及司法改革推进的程度，归根结底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的。
这是因为，在法律明文规定类似案件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背景下，危险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毫无疑问是责难行为主体的关键性理由。复旦投毒案进入二审，延续了该案一审的受关注度，而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辩护律师新的辩点——被害人死亡原因和对林的主观过错的重新界定。
而复旦投毒案的辩护律师，主要的用意就是认为乙肝的爆发成为林的危险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介入因素。对于那些在量的界定上混乱不清的做法，都理解成了法官的自由裁量。后者是指，法院在判决中大量列举证据，却对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特别是有意义的辩护观点，要么不予以表述，要么不予以回应，直接表达支持公诉人道德观点。虽然在其死后，可能仍然排除了合理怀疑，依法仍然应当判处其死刑，但是在法律上，我们已经剥夺了他在程序上本应当延续的生命（生命无大小长短之别），那所有经办人都将是残杀同类的刽子手。那种认为林只要投毒了，就不存在冤枉他的问题的看法，和我们的司法评价标准不谋而合。
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好心办坏事，一方面，林家的诚意个人认为很不错的（当然和那种认为认错就不应当辩护的看法比还有差距，不过这种看法明显是对辩护制度的误解），但是到目前仍然被受害者家属拒绝（当然笔者能理解这种拒绝背后的考量，丧子之痛，难以忍受，更何况林家也无法承担巨额赔偿），继续仅仅打同情牌，从技术上讲风险过大，也限缩了辩护的专业性。在甲在水下刚实施按住乙头部时，一鲨鱼出现并将乙吞噬。此次选拔设置了严格的报名、资格审查、专业评审、面谈、体检、考察、公示等一系列程序，以确保选拔过程公开透明。
现代社会，法律成为规范人们生活重要的行为规则，法律部门越来越细化，法律知识越来越庞杂，尤其是审判活动，是一门复杂的艺术，需要依靠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有效把握。霍姆斯曾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本次公开选拔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从法律共同体中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法官。所以法官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依法公正进行裁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法律共同体的大范围中选拔优秀人才，既有利于实现法官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也有利于推动法官、检察官、学者、律师等法律行业之间的良性流动。最终，5名人选经过激烈竞争，层层选拔，从195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开选拔高层次审判人才人选。
进入 王利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官 法官选拔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法律关系日益复杂多元，人民群众对于公正司法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没有一支精良、专业的法官队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而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有赖于法律共同体的形成。本次公开选拔法官，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报考者必须具有长期的法律实践经验。
法律共同体具有相同的理念，接受相同的训练，掌握相同的技巧，因此能够共同护佑法治之舟的平稳航行。这充分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官职业的深度把握我说我的观点一开始就说了，一句话的结论。为此，上百位受害人经常到法院来闹访。
美国法社会学家泰勒认为，人们对法律的服从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对法律的信任，从法律服从到法律信任必须经由法律权威来转化。当这种错误足以影响他人的生命、财产或自由权利，法律就必须设置严格的程序，帮助裁判者减少他们作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
法官与律师之间互相不尊重，会破坏法治的根基——信任。事实上，法官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利益带入了案件，因为绩效利益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它有可能会影响法官的晋级升迁。
台湾著名法律人陈长文先生认为，法官要想赢得别人的衷心爱戴，法庭不想被人藐视，法官就必须做到超然中立、精于判断、人格完整、办案公道、采证正确、不贪渎、有清风，裁判合乎法理人情。有的法官不情愿为律师代理行为创造条件，如刑事案件中，对于异地代理律师设置一些障碍或不愿提供相关便利，包括会见当事人、阅卷等，或者，对于律师提出的更换庭期的请求不愿意满足，等等。但这些客观原因并不能掩盖隐藏在此背后的主观原因。有少数律师的职业表现不佳，一些基本的调查工作或基本思路的确立明显不到位，如有的连当事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也拒绝提供，要求法官外调。这样就很容易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引起争议。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相互不尊重，不仅会损害司法权威，也会损害律师的职业形象。
于是我只好进行法理论述，法庭再次打断说，这不是课堂，不用讲法理，可以直接讲辩护观点。确实如此，法庭是由各种不同角色共同演绎的一场话剧。
[2]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指出，法官必须在行为上无时无刻严守至高的标准，以维持公众人士对司法机构及法官执行司法工作的信心。而这种信任可以分为程序信任与人格信任。
前者是人们对程序公正和法律权威中立性的信赖。这方面的反差自然会对法官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些法官急于结案，往往担心律师搅局，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影响自己及时结案。这也是我国法学教育和司法实务方面存在的不足。法官不得亦无需压制一方、纵容一方，不能要求律师按照自己内心设定的意思发表意见，不能随意打断律师发言，更不能随意驱逐律师，在遇到个别律师不够敬业或者律师对自己不够尊重时，应当能够从容应对，并且决不把不良状态扩散到其他案件中。还有些情况，也让法官头疼不已。
我于是说司法解释，法庭再次打断说司法解释不用引用了。还有一些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诸如《费城》、《永不妥协》、《大审判》、《杀死一只知更鸟》等，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观的法庭技能。
更有甚者，有的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一些该做的调查工作都没有完成，有些还要法官去补充调查。刚刚引用一个法条，法庭说法条不用说了。
律师们的倾向性观点，自然也是法官群体在律师群体中的主观反映。虽然微博中有些事实无法核实，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当一群体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倾向时，这种倾向本身也是一种客观事实。
还有的法官在庭审技能方面存在较严重的缺陷，不少法官对法庭盘问、补充发问、促使回应等方面的技术不太精通，容易把握不当，在关键时刻，极易影响律师职业水准在法庭上的正常发挥。迫于这种压力，我国各级法院目前对审判效率的考核普遍较为严格。它是经过许多年才缓慢建立起来的……它对于保护实际上维护法治本身的任何成功的努力来说都是极其必要的因素。日本《关于法曹伦理的报告书》强调法官有义务尽量避免做出可能有损于一般公众信赖的言行和态度，有义务保持一定的品质。
职业性规范不成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交叉询问的艺术》、《法庭语言技术》、《还你清白》、《辩护律师永不停息》等著作，在庭审技巧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知识，值得一读。
老子说过，致虚极，守静笃。缺少了律师的参与，法官与检察官在法庭上只能上演二人转。
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官或多或少也受到这种影响，在行使职权时，易于表现得过于强势，认为法庭上的所有问题都应当由自己负责，因而不重视发挥律师的作用，律师在法庭上的活动空间自然受到抑制。三 上面讲到的都是一些客观原因。
